發布時間：2019-04-09
說起北洋，人們自然會聯想到“水師”和“大學”。甲午一役，北洋水師慘敗，國土淪喪，民族危機加深。有識之士決意在傳統學問之外，另辟西學蹊徑，近代大學遂首先在北洋誕生。這就是1895年創立的天津中西學堂，又稱北洋西學堂，復辦后1903年改名北洋大學堂。
這所新式高等教育機構分為頭等、二等學堂，包含普通教育和專門教育兩級，旨在造就通曉近代科學、技術和國際法律等專門人才，以“與各國絜長較短”，“為繼起者規式”（見盛宣懷建議創建北洋大學堂的奏折）。
作為清末三所“大學堂”之一，北洋大學被學術界公認為國內最早的工科大學。它創辦時間早，在大學制度建設、學科設置與人才培養方面樹立了典范。不僅如此，在我看來，天津中西學堂（北洋大學）還是中國第一所法科大學，它與法學有著不解之緣，成就一批法政杰出人才，影響深遠。
晚清適應中外通商、交涉的需要，一些洋務學堂，如京師同文館天文算學館，開設“萬國公法”等西方法學課程，但在學科建制上并無法學專門。天津中西學堂頭等學堂始設“律例”專門，與工程、電學、礦務、機器四門并列，堪稱法科專門教育的創舉。其法政科包括法律、政治、經濟三學門。1900年，法律學門首屆畢業生王寵惠獲“欽字第壹號考憑”，成為國內第一個大學畢業生。
無獨有偶，北洋大學辦學者亦多出身法學。頭等學堂總辦（校長）伍廷芳，曾留學英國林肯法律學院，是著名法學專才。二等學堂總辦蔡紹基，作為首批留美幼童曾入讀耶魯大學法科，1908年至1910年，任北洋大學督辦。學堂總教習、美國傳教士丁家立，歐柏林神學院碩士畢業，1908年獲達特茅斯學院名譽法學博士。頭等學堂繼任總辦唐紹儀、梁敦彥、梁如浩，均為留美幼童出身，分別入哥倫比亞大學、耶魯大學和史提芬工學院讀文科、法科和工科。這些辦學者的學緣背景和學科知識結構，為北洋法科教育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。
北洋畢業生多留學東西洋，尤以留美居多，其中讀法政科者不乏其人。如王寵惠、陳錦濤、張煜全、嚴錦镕、馬寅初、王正廷、趙天麟、馮熙運、徐謨、金問泗等人，赴耶魯大學、哥倫比亞大學、哈佛大學、芝加哥大學、密執安大學、華盛頓大學等校深造，獲得法律學、政治學、經濟學碩士或博士學位。這些畢業生歸國后在教育、司法、外交、經濟等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。
回眸中國近代大學史，北洋大學與北京大學有著分合播遷的共同命運。1917年，蔡元培校長以德國式“純學術觀念”為指導，逐步把北京大學工科并入北洋大學，北洋大學法科并入北京大學。此舉雖強化北洋大學工科實力，卻導致其法學傳統戛然而止。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王寵惠在臺灣推動以法學著稱的東吳大學復校，兼首任董事長。至今，在臺北陽明山下、外雙溪邊，東吳大學行政大樓仍以“寵惠堂”命名，而其墓園則在校區后山。這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北洋法學教育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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